7月19日下午5时许，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白银区法院不公开审理白银案被告人高承勇整个庭审结束。据高承勇的代理律师朱爱军透露，法院将依法择日宣判。在庭审最后陈述时，高承勇面向家属三鞠躬致歉，表示自己做错了。介于对遇害人提出的民事赔偿其赔付不起，于是表示愿意捐献器官，“救一个算一个”。

不过，朱爱军表示，关于高承勇捐献器官，他个人认为不具备可行性。

早前报道

涉及四宗罪 甘肃白银案嫌疑人高承勇被提起公诉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讯（记者梁波）4月24日，甘肃白银市人民检察院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白银市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高承勇提起公诉。

高承勇，白银疑案嫌疑人。由于针对女性的杀害手段极度残忍，媒体将其描述为“杀人恶魔”。2016年8月26日，警方在白银市工业学校一小卖部内将其抓获。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对其在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间实施强奸杀人作案11起，杀死11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白银市检察院官微披露信息，检方指控高承勇涉嫌四宗罪，包括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及侮辱尸体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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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案”侦办刑警讲述：嫌犯高承勇被抓之后

8月26日，“白银连环杀人案”疑犯高承勇被白银警方抓捕，至今，警方对他的审讯已进行半月有余。

在从警多年的王洋(化名)的职业经验里，嫌疑人被放到“铁凳子”上时，第一反应往往或是抵赖，或是答非所问。

从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像高承勇这样，如此冷静地谈论起如何杀人、逃跑。

审讯室里，王洋等警察看到，高承勇脸上毫无波澜，语气也少有起伏。竹筒倒豆子似的，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事无巨细地回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至今未表露对死者及其家属的歉意。

审讯高承勇的警察们，从震惊、气愤，到逐渐习惯他的说话方式，花了较长时间。“你想象不到他那种冷静，人过分冷静，其实已经是一种机械性的麻木，纯粹是杀人取乐。”

审讯

“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作案一起”

王洋曾参与案件侦查与相关审讯工作，警方与高承勇之间有两次问答，令他印象深刻。

第一次，警察问，杀八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小儿子多大?高承勇不动声色，十岁。

还有一次，警察问，1998年崔某那起案子，你割了多个人体器官，花了多长时间?高承勇想了两秒钟，平静地吐出四个字：五分钟吧。

王洋说，他瞅着高承勇，一肚子火，差点抡起拳头朝他嘴上狠狠地砸一拳，又一下子冷静下来。

多年从警生涯，王洋见的人多了，觉得是人就有情绪波动，“但高承勇，还真没见过不冷静的时候。”

他觉得奇怪的是，20多年了，11起案子的时间，高承勇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精确到时、分。放在普通人身上，可能都背不下来。警察猜测他可能记了日记，去家里搜，也没找到。

在关押高承勇的白银看守所，干警的反馈是，高承勇心情平稳，饭量大，吃完饭会要求抽烟，还会提别的要求——他是死刑犯，刑具是特制的，脚镣与手铐中间会挂一道链子，他说自己腰间盘突出，睡得不舒服。

王洋心里犯嘀咕：你都到这个程度了，涉嫌杀了那么多人，还要吃得饱，睡得好。“可想而知，这人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审讯期间，高承勇还打趣一位警察，说他“印堂发亮，前途无量啊”，在座的人都被他气得没招。

高承勇的供述，与目前披露的信息有些差异。

官方通报称，高承勇在白银作案九起，包头作案两起。而高承勇自己供述，他在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一起。

据了解，在同一时期，内蒙发生了五起同类案子，有条件并案且手法类似的，确实只有一起。

白银多出的那起，是发生在2001年的一起命案。警方介绍，这起案件因为现场没有留下指纹等痕迹，不具备并案条件，因此没有算在系列命案中。

高承勇被捕后，有媒体采访了部分“幸存者”，称高承勇曾试图谋杀自己。但王洋告诉新京报，高承勇至今还未交代任何未遂案件。那些幸存者的讲述，目前还存疑。

案情

尾随年轻女性、跟踪、杀人

据高承勇交代，第一起案子是以偷盗为目的，“小白鞋之死”属于偶然。

高承勇回忆，他那次打算去白银城里偷东西，骑着自行车进城，在平房区乱窜。走到“小白鞋”家附近，听见她家的收音机声音开得大，趴在门边一看，她躺在床上睡着了，便计划去偷收音机。

高承勇进门，“小白鞋”被惊醒，他因此杀人。

但现场勘查的警方发现，“小白鞋”大腿内侧有血手印，这证明她的大腿被掰开过，凶手有强奸的主观意图。

隔了28年，高承勇还记得“小白鞋”的样子，说她“长得特漂亮”，作案后，他拿走了她的影集。晚上在被窝里看，一直看到半夜，再起来烧掉。

在“供电局八岁小女孩被杀案”中，桌上一杯茶混淆了警方的调查方向，警方误以为是熟人作案：他们分析，小姑娘以为凶手是同单位的熟人，把他迎进来，给他倒了一杯水。

高承勇供述，那天，他上午从青城出发，下午两点到了白银市供电局。他说自己没打算杀八岁小女孩，“完全是碰着了”。

作完案，他想着城里人五点多才下班，家里人不会再回来了。便很从容地泡了杯茶，放了少量的茶叶，喝了才离开。

高承勇向警察证实，所谓“专杀红衣服、高跟鞋、长头发”的流言为假，他习惯在大街上挑选独自行走的年轻女性，跟踪，在受害人开门的瞬间，将其推进去，直接抹颈。“看得上的就奸，看不上的就直接杀掉”，高承勇说。

1998年1月16日发生在胜利街88号的案件，高承勇第一次割取死者的器官。他觉得这给了他兴奋感，此后，他又三次割取死者器官。

高承勇供述，割取人体器官，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方反抗所产生的报复心理。

因为作案手法熟练，当时，警方一度怀疑凶手是外科医生或屠夫，花了大力气排查这两类人。

那时，参与过案件侦查的警察猜测，凶手会把割完的器官扔掉，翻完了受害者那一片的一两百个垃圾箱，但遍寻不见——高承勇供述，每次杀完人，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他把那些割下来的器官用塑料袋装着。从白银回青城的路上有个吊桥，走到桥的中央，他就解开塑料袋，把那些器官倒进黄河里，刀子一撇，回家了。

动机

“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

1988年，是高承勇第一次杀人。6年之后的1994年，他第二次作案。

警察问他，为啥中间6年停手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

但从他的供述中可以确定的是，因为第一起案子，他尝到了“杀人的甜头”。

1998年，他作案四起，杀人逐渐演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行为。王洋说，这一年是高承勇心灵最扭曲的时候。

高承勇告诉警察，“到那两天，我就急得不成，就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还要割器官，晚上会越想越兴奋。”

前一天决定杀人，他第二天会一大早起来买刀，到白银城里转悠，寻找目标。虽然决定要杀人，但他没有到急切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会特意穿黑裤子，藏蓝色或深色上衣。他解释，穿这样的衣服，血沾在上面外人看不到。

“你说他是不是完全的变态?不是，他的准备活动做得很正常，很充分，不是那种不计后果地杀人。”王洋分析。

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警察问他，1998年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回答，并没有。

1998年1月，他作案两起，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白银出了个杀人狂”的消息在20公里外的青城流传，高承勇承认自己有些害怕，停手了半年。半年里，他尽量避免到白银城里去。但待风声渐渐平静，杀心又起。

2002年后，他逐渐停手，被抓后，他解释原因：一是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后面的两个死者反抗得特别厉害，他发现自己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第二是两个孩子要上学用钱，2002年到2013年间，他大部分时间在兰州和内蒙打工。

2002年左右，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采集指纹，王洋认为，这也是高承勇停手的原因之一。

家庭

“孩子不联系，老婆就那么回事”

从王洋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多年来，高承勇的妻子的确没有发现他在不停杀人。

不仅如此，频繁杀人的那几年，这个家庭表面看起来还很和睦——警方在高家老宅搜出了他们一家的全家福，拍摄于2000年左右，一家四口都表情柔和。在其他人眼里，那时的高承勇“还挺帅”。

那时，因为命案里有割器官的情节，专家刻画凶手时，限定成了独居男子。“这哪儿独居啊，不仅有老婆，还有孩子。”

通过供述，高承勇的形象开始慢慢浮现出来。这是一个生于农村但不安于农村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说话是，“不爱种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体制刚刚开始松动，他是最先进城的那批农民，做建筑民工。他没有加入稳定的施工队，很多活都是当天干完当天结账。

警察还在他家里搜出一箱子录像带，其中泳装、三级片等大概七八盘。那都是八十年代的老片子，堆在杂物间里。

审讯时，他极少提起自己的家庭。问他是否和儿子联系。他说不联系。问他为什么不联系，他不说。问跟老婆怎么样，他说就那么回事，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唯一一次，有警察劝他，让他好好反省，想想两个孩子。他才接话茬，我这事儿，不牵扯我那两个孩子吧?

只有说到这里时，王洋才觉得，“说他完全是个变态也不合适，至少那个家还在，两个孩子他也给培养出来了。”

高承勇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今年七月，他们商量着，等小儿子工作稳定后，夫妻俩就搬到成都定居。“他特别高兴，说搬到那里，再也不回来了。”

不久后的八月上旬，公安部宣布对白银杀人案重启侦查，要求白银警方力争将该案疑凶抓捕归案。

那条新闻，高承勇的一位朋友无意中发给他看了。他还上网看了和命案相关的材料，“网上写的材料骗人的，我自己干下啥，我自己清楚。”

再过了十多天，高承勇落网，警方宣布“白银案”告破。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唐爱琳 编辑 胡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