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白银连环杀人案”疑犯高承勇被白银警方抓捕,至今,警方对他的审讯已进行半月有余。
在从警多年的王洋(化名)的职业经验里,嫌疑人被放到“铁凳子”上时,第一反应往往或是抵赖,或是答非所问。
从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像高承勇这样,如此冷静地谈论起如何杀人、逃跑。
审讯室里,王洋等警察看到,高承勇脸上毫无波澜,语气也少有起伏。竹筒倒豆子似的,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事无巨细地回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至今未表露对死者及其家属的歉意。
审讯高承勇的警察们,从震惊、气愤,到逐渐习惯他的说话方式,花了较长时间。“你想象不到他那种冷静,平静得令人害怕。人过分冷静,其实已经是一种机械性的麻木,纯粹是杀人取乐。”
审讯
“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作案一起”
王洋曾参与案件侦查与相关审讯工作,警方与高承勇之间有两次问答,令他印象深刻。
第一次,警察问,杀八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小儿子多大?高承勇不动声色,十岁。
还有一次,警察问,1998年崔某那起案子,你割了多个人体器官,花了多长时间?高承勇想了两秒钟,平静地吐出四个字:五分钟吧。
王洋说,他瞅着高承勇,一肚子火,差点抡起拳头朝他嘴上狠狠地砸一拳,又一下子冷静下来。
多年从警生涯,王洋见的人多了,觉得是人就有情绪波动,“但高承勇,还真没见过不冷静的时候。”
他觉得奇怪的是,20多年了,11起案子的时间,高承勇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精确到时、分。放在普通人身上,可能都背不下来。警察猜测他可能记了日记,去家里搜,也没找到。
在关押高承勇的白银看守所,干警的反馈是,高承勇心情平稳,饭量大,吃完饭会要求抽烟,还会提别的要求——他是死刑犯,刑具是特制的,脚镣与手铐中间会挂一道链子,他说自己腰间盘突出,睡得不舒服。
王洋心里犯嘀咕:你都到这个程度了,涉嫌杀了那么多人,还要吃得饱,睡得好。“可想而知,这人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审讯期间,高承勇还打趣一位警察,说他“印堂发亮,前途无量啊”,在座的人都被他气得没招。
高承勇的供述,与目前披露的信息有些差异。
官方通报称,高承勇在白银作案九起,包头作案两起。而高承勇自己供述,他在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一起。
据了解,在同一时期,内蒙古发生了五起同类案子,有条件并案且手法类似的,确实只有一起。
白银多出的那起,是发生在2001年的一起命案。警方介绍,这起案件因为现场没有留下指纹等痕迹,不具备并案条件,因此没有算在系列命案中。
高承勇被捕后,有媒体采访了部分“幸存者”,称高承勇曾试图谋杀自己。但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高承勇至今还未交代任何未遂案件。那些幸存者的讲述,目前还存疑。
案情
随机挑选年轻女性、尾随、杀人
据高承勇交代,第一起案子是以偷盗为目的,“小白鞋之死”属于偶然。
高承勇回忆,他那次打算去白银城里偷东西,骑着自行车进城,在平房区乱窜。走到“小白鞋”家附近,听见她家的收音机声音开得大,趴在门边一看,她躺在床上睡着了,便计划去偷东西。
高承勇进门,“小白鞋”被惊醒,他因此杀人。
但现场勘查的警方发现,“小白鞋”大腿内侧有血手印,这证明她的大腿被掰开过,凶手有强奸的主观意图。
隔了28年,高承勇还记得“小白鞋”的样子,说她“长得特漂亮”,作案后,他拿走了她的影集。晚上在被窝里看,一直看到半夜,再起来烧掉。
在“供电局八岁小女孩被杀案”中,桌上一杯茶混淆了警方的调查方向,警方误以为是熟人作案:他们分析,小姑娘以为凶手是同单位的熟人,把他迎进来,给他倒了一杯水。
高承勇供述,那天,他上午从青城出发,下午两点到了白银市供电局。他说自己没打算杀八岁小女孩,“完全是碰着了”。
作完案,他想着城里人五点多才下班,家里人不会再回来了。便很从容地泡了杯茶,放了少量的茶叶,喝了才离开。
高承勇向警察证实,所谓“专杀红衣服、高跟鞋、长头发”的流言为假,他没有特定目标,在大街上随机挑选独自行走的年轻女性,跟踪,在受害人开门的瞬间,将其推进去,直接抹颈。“看得上的就奸,看不上的就直接杀掉”,高承勇说。
1998年1月16日发生在胜利街88号的案件,高承勇第一次割取死者的器官。他觉得这给了他兴奋感,此后,他又三次割取死者器官。
高承勇供述,割取人体器官,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方反抗所产生的报复心理。
因为作案手法熟练,当时,警方一度怀疑凶手是外科医生或屠夫,花了大力气排查这两类人。
那时,参与过案件侦查的警察猜测,凶手会把割完的器官扔掉,翻完了受害者那一片的一两百个垃圾箱,但遍寻不见——高承勇供述,每次杀完人,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他把那些割下来的器官用塑料袋装着。从白银回青城的路上有个吊桥,走到桥的中央,他就解开塑料袋,把那些器官倒进黄河里,刀子一撇,回家了。
动机
“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
1988年,是高承勇第一次杀人。6年之后的1994年,他第二次作案。
警察问他,为啥中间6年停手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
但从他的供述中可以确定的是,因为第一起案子,他尝到了“杀人的甜头”。
1998年,他作案四起,杀人逐渐演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行为。王洋说,这一年是高承勇心灵最扭曲的时候。
高承勇告诉警察,“到那两天,我就急得不成,就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还要割器官,晚上会越想越兴奋。”
前一天决定杀人,他第二天会一大早起来买刀,到白银城里转悠,寻找目标。虽然决定要杀人,但他没有急切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会特意穿黑裤子,藏蓝色或深色上衣。他解释,穿这样的衣服,血沾在上面外人看不到。
“你说他是不是完全的变态?不是,他的准备活动做得很正常,很充分,不是那种不计后果地杀人。”王洋分析。
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警察问他,1998年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回答,并没有。
1998年1月,他作案两起,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白银出了个杀人狂”的消息在20公里外的青城流传,高承勇承认自己有些害怕,停手了半年。半年里,他尽量避免到白银城里去。但待风声渐渐平静,杀心又起。
2002年后,他逐渐停手,被抓后,他解释原因:一是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后面的两个死者反抗得特别厉害,他发现自己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第二是两个孩子要上学用钱,2002年到2013年间,他大部分时间在兰州和内蒙古打工。
2002年左右,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采集指纹,王洋认为,这也是高承勇停手的原因之一。
家庭
“孩子不联系,老婆就那么回事”
从王洋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多年来,高承勇的妻子的确没有发现他在不停杀人。
不仅如此,频繁杀人的那几年,这个家庭表面看起来还很和睦——警方在高家老宅搜出了他们一家的全家福,拍摄于2000年左右,一家四口都表情柔和。在其他人眼里,那时的高承勇“还挺帅”。
那时,因为命案里有割器官的情节,专家刻画凶手时,限定成了独居男子。“这哪儿独居啊,不仅有老婆,还有孩子。”
通过供述,高承勇的形象开始慢慢浮现出来。这是一个生于农村但不安于农村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不爱种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体制刚刚开始松动,他是最先进城的那批农民,做建筑民工。他没有加入稳定的施工队,很多活都是当天干完当天结账。
警察还在他家里搜出一箱子录像带,其中泳装、三级片等大概七八盘。那都是八十年代的老片子,堆在杂物间里。
审讯时,他极少提起自己的家庭。问他是否和儿子联系。他说不联系。问他为什么不联系,他不说。问跟老婆怎么样,他说就那么回事,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唯一一次,有警察劝他,让他好好反省,想想两个孩子。他才接话茬,我这事儿,不牵扯我那两个孩子吧?
只有说到这里时,王洋才觉得,“说他完全是个变态也不合适,至少那个家还在,两个孩子他也给培养出来了。”
高承勇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今年七月,他们商量着,等小儿子工作稳定后,夫妻俩就搬到成都定居。“他特别高兴,说搬到那里,再也不回来了。”
不久后的八月上旬,公安部宣布对白银杀人案重启侦查,要求白银警方力争将该案疑凶抓捕归案。
那条新闻,高承勇的一位朋友无意中发给他看了。他还上网看了和命案相关的材料,“网上写的材料骗人的,我自己干下啥,我自己清楚。”
再过了十多天,高承勇落网,警方宣布“白银案”告破。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唐爱琳 |